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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7 05:28 来源:搜狐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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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为何要视日本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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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倭寇”乃是地方官员与帝国统治者共同制造的一个符号——其功能就是为禁海战略背书——而海商竟然也从其“背面”参与了这个符号的制造,大明帝国于是有了一个真正的“敌国”,而这也是帝国维持其“非正法”之治的巧妙法门。

文/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动以倭寇为名”

前文曾指出,有明一朝,困扰明帝国的“北虏南倭”中的倭寇,其主要成分其实是帝国臣民,沿海百姓与海商,“真倭十不一二”。

正如历史学所一再强调的,事实如何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当时人们的认知,就算这认知在事后的历史学看来是幻觉,完全基于错误的信息,但它却是主导战略制定的真实原因。

说到底,尽管存在着严重骚扰中国沿海安全的海盗“真倭”,但中日关系史上的“倭寇问题”却是帝国制造的“假想敌”。

首先,它是帝国官僚体制的必然产物。

尽管在抗倭前线官兵中,对于真假倭寇有着清晰的辨识,但将之混同起来,并有意夸大倭寇的危害,却是官僚政治的惯例。因为这种混同与夸大,能获得直接利益:一方面在作战失利时,可以报称倭寇入犯,以掩饰自己的失职;在作战顺利时,可以夸大战果,多得赏金。为此,官兵们往往把擒获的海商、海盗甚至普通老百姓一律以倭寇名义上报,甚至直接斩杀,以此邀功请赏,而不是按实呈报。按当时明律的规定,“擒斩有名真倭贼首一名、颗者,升三级,不愿升授者赏银一百五十两”,“获汉人胁从贼二名、颗者,升授署一级,不愿者赏金二十两”(明廷悬赏捉拿“倭首”王直的赏金竟达万金,且予以“封伯”的爵位奖赏)。

明代嘉靖年间画家仇英所绘《倭寇图卷》

也就是说,抓获或斩杀一名真倭贼首,可以升三级,或赏银150两,而一个汉人贼徒只有20两,或升一级。这条法律充分说明,明廷已经意识到战争中倭寇真假混淆、官兵冒功虚报的状况,所以才会有此条款的区分。但这样的法律也正好鼓励官兵虚构倭寇故事以冒功请赏,文献记载多有可以证实这一点的。如王文禄的《策枢》中就明确指出:“官兵利于斩倭首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一些研究者统计,自嘉靖元年至四十五年,沿海著名的起义首领不下130人被称作“倭寇”首领)。

这种鼓励政策所导致的,其实不仅仅是冒功请赏这么简单的事,而有着更可怕的后果,这就连抗倭“前线总指挥”胡宗宪也意识到了:

我民之变为盗,叛而从贼者,日益众,此其何故也?推而求之,其说有二:一以备掳之民,其首既髡,官军但获此辈,不以为从贼,则以为奸细;而主将方且利之以为首功,而冀掩其失事之罪,又安望与之昭雪乎?是以此辈一被污染,皆绝归正之念,而坚从逆之心,宁九死而不悔也。

胡宗宪指出的是那条“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古老规律,也是在倭寇问题上弄假成真、使之抱团成堆的事实,假倭而成真倭,“真倭”大规模集结,并最终对大明帝国构成严重威胁,与官僚政治这种“鼓励”政策有着直接关系。

嘉靖二十八年(1549)七月壬申“倭寇起源浙江”条中提及“具官仓皇申闻上司,云倭贼入寇,巡抚(朱)纨,下令捕盗甚急,又令并海居民有素与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于是人心汹汹,转相告引。或诬良善,而诸奸畏官兵搜捕,亦遽勾岛夷及海中巨贼,所在掠劫,乘汛登岸,动以倭寇为名,其实真倭无几”云云是最好的说明。

明朝画卷中的倭寇首领形象

如此,军功报告处处夸大,也就见怪不怪了,如“倭寇过处,村落殆尽,生灵涂炭,玉石俱焚”,“焚烧千有余家,杀掠千有余人”;“屠城则百里无烟,焚舍而穷年烽火”之类,也只好当作“等因奉此”的公文传递看待。

也难怪日本学者田中健夫会说,“因为中国官宪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而夸大捏造倭寇的残忍性与侵略的猛烈程度”,在史料上还处处可见。

当然,为了吓唬官军,海商们也多冒称倭寇,王直的部下就如此,《明史·日本传》记载:“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老百姓冒称倭寇,在当时几乎成为常态,《倭奴遗事》记载:“倭寇初犯漳、泉州,仅二百人,其间真倭甚寡,皆闽、浙通番之徒,髡颅以从”;《倭变事略》记载:“沿海穷民,又夤夜冒倭状劫掠”;《潮州府志》记载:“倭寇非果尽属日本,大抵多漳泉流贼挟倭以为酋首,遂因其名号,以鼓舞徒众,所至破乡寨,尽收其少壮者而髡之,久之遂与倭无异。”

官府“动以倭寇为名”,而海商也“因其名号,以鼓舞徒众”,对阵的双方都乐于采用倭寇这样的名义,“倭寇”问题自然也就越闹越大、无法根治了。

胡宗宪画像

敌国形象的制造

其实倭寇与日本政府并无太大关系,日本政府也不支持倭寇骚扰中国沿海。这些,无论是大明帝国最高统治者还是一般官僚其实都心知肚明,抗倭将领更是清楚实情。嘉靖三十五年,受胡宗宪派遣宣谕日本的陈可愿回来说:“各夷口称,情愿将松江各处旧贼或擒或剿,或号召还岛,惟中国所命,但要进贡开市。”胡宗宪审问倭寇助四郎,得知的情报也是“国王不知”。

在试图招降王直时,胡宗宪还曾得到过更详细的日本情报:

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往年山口主君强力,霸服诸夷,凡事犹得专主,旧年四月,内与邻国争夺境界,堕计自刎。

其马迹至山前港船,更番巡哨截来,今春不容省懈也,臣正同正使蒋洲抚谕各国,事毕方回。我浙、直尚有余贼,臣抚谕归岛,必不敢仍前故犯。万一不从,即当征兵剿灭,以夷攻夷,此臣之素志,事犹如反掌也。如皇上慈仁恩宥,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宣谕诸岛,其主各为禁制,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

王直曾陪同胡宗宪所派遣的使臣准备“遍历晓谕”日本沿海的九州十二岛,以杜绝倭寇骚扰沿海,在写这封上书时,使臣“已行五岛,松浦及马肥前岛,博多等十禁三、四”。可见,只要明政府主动与日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对倭寇的控制是有效的。且王直久住日本,不仅熟悉日本诸岛情况,对日本诸大名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在这封上书中,王直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对日国策,其主旨当然是开关纳税,允许通商,以为这是解决倭寇问题的根本办法。在此之前则只要晓谕日本诸岛,与大小诸邦建立外交关系,以便相互约束。当然,也包括武力后备,但却并不需要明廷出兵,而可以利用日本诸岛的分裂状态,“以夷制夷”。

明代大型帆船

王直要求胡宗宪将这篇“战略规划”上奏朝廷,但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保证,就遑论献策了。而且,就算这篇上书抵达天听,大明帝国的对日战略大概也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吧?

毕竟,形势比人强,帝国尽管宣称王者无敌,不分内外,但维持统治却永远需要一个假想敌,尤其是,要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总得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其实,朱元璋在大杀功臣之时,就已经在制造这个替罪羊了。胡惟庸案持续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株夷殆尽,前后达四万余人,《明史》记其罪名为:“先是胡惟庸谋逆,欲借日本为助”,说他暗使同党宁波卫指挥使林贤蛰居日本,令其交通日本君臣,并密信其王,借兵助己。林贤回国后,日本国王派遣僧人如瑶以朝贡为名,率兵士四百余人,“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但使者还未到京,胡惟庸案告破,故放逐日本使臣,并与日本绝交。这样的说法在成祖时代还持续,流风所及,当时的历史学者们也信以为真。《名山藏》甚至将“倭”的命名追溯至此,说“于是名日本曰倭,下诏切责其君臣,暴其过恶天下,著《祖训》绝之”(其实最早使用“倭奴”是在《后汉书》中);严谨如王世贞者也持此说:“胡惟庸谋逆,阴约日本国贡使以精兵装巨舶,约是日行弑”,“上后却日本之贡以此”——尽管他儿子颇为怀疑这种说法,说胡惟庸案与此后的严世蕃案一样(严世蕃也被加上通过王直勾结倭寇的罪名),也被加上“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可以说是“寻端杀之,非正法也。”

这样的屠戮确实是“非正法也”,海禁绝关同样也是“非正法也”,但明廷却一意孤行,无视民生国运与天下主义的原则,以极端的暴力实施这种“非正法”。于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理由,即使是自我欺骗,帝国也迫切需要一个替罪羊,一个无法替自己辩护的敌人,往来隔绝的日本因此成为最好的对象。自朱元璋绝交日本,“倭虏”与日本之间再也无法脱离干系。而嘉靖禁海政策所导致的激烈反弹,海盗与倭寇泛滥,又正好符合这种加罪其上而无法自辩的对象定位。于是,将日本坐实为倭寇并进一步定位了帝国的险恶敌人便是大明帝国对外战略中顺理成章的一环了。

倭寇侵袭图

当时诸大臣几乎都在重复这样的调子:

都御史唐顺之提出,日人利我中国之货,如果断绝朝贡贸易,他们就没有希望,乃勾引海盗从事掠夺。因此,下令其国王禁止劫掠,许其通贡,则足以外制倭寇而内绝勾引之徒。兵部主事黄元恭则说:“倭寇狡猾,素无慕义之诚”,前数十年尚能臣服,是基于朝贡体制所给予利益暂时羁縻,现今“入寇之利百倍通贡”,“贪心大发,何所不为?”极端性的言论如礼科给事中张翀甚至认为,日本是凶狡之性,时时窥视中国,只有有机会,就劫掠财物,没有下手处,则伪称朝贡,“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无论如何,利无不在。因此要求皇上“绝约闭关,永断朝贡之途”。

尚书杨守陈直接将日本定位为“敌国”(倭奴乃我仇敌),并将这种敌对关系追溯至唐代,说“倭奴僻在海岛,其俗狙诈而狼贪,自唐以至近代常为中国疥癣矣”。说他们:

知我中国之虚实,山川之险易,因肆奸谲。时孥舟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戎器,而恣肆侵扰;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假称朝贡;侵扰,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其计狡如此。(见郑若曾《筹海图编》)

在这些官僚们的话语中,日本被塑造成“素性贪诈”、“俗狙诈而狼贪”、“凶狡之性”等等野蛮形象。这些形象当然与当时的日本国无关,但至今我们的一些日本研究者却还是认为这只是“片面”,而且还有种种合理的解释,说这种“片面”认识是基于抗倭前线的将领们大都只关注倭寇问题,因此对日本人的整体认识还停留在“雾里看花”的阶段——他们本该具有的理性认识,却往往被其充满情感色彩而又有失公允的评断所掩盖。这种将帝国战略认作是某种建立在“认知失误”基础上的说法其实是不得要领的,倒是撰写《倭寇:海上历史》的日本学者田中健夫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有关明帝国的倭寇形象系统分析可参见其《倭寇》一书):

中国的倭寇形象,实体极为暧昧,很难抓住,而这种情况又进一步被中国官宪随意而巧妙地加以利用,有时用来向中国民众灌输对日本人的害怕与憎恶感,有时又利用来把中国民众自己的叛乱谎称为倭寇……

室町时代的日本遣明船

也就是说,田中健夫认为,倭寇乃某种被帝国官宪利用的符号,这种见解颇见功力,但事情可能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事实是,海商、海盗们以“倭寇”威胁或恐吓官僚,官僚也需要借助倭寇以推脱责任;帝国又正需要一个符号实施禁海、控制沿海民众,尤其是对那些“世家大族”、“豪门巨族”并非一纸禁令就能有效控制的,需要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绝对理由。于是,“倭寇”问题出现了,倭寇的真实状态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帝国层面,需要将倭寇塑造、宣传成一群穷凶极恶、残暴狡猾,而又威力巨大的“魔鬼”,造成极度的“恐倭”心理,而这种恐慌正是帝国实施严厉禁海政策的基本依据。

因此,“倭寇”乃是地方官员与帝国统治者共同制造的一个符号——其功能就是为禁海战略背书——而海商竟然也从其“背面”参与了这个符号的制造,大明帝国于是有了一个真正的“敌国”,而这也是帝国维持其“非正法”之治的巧妙法门。

纳粹首席法学家施密特将政治定义为制造敌人的艺术,精神分析学大师荣格从憎恶的角度说过政治团伙的本质就是在对方身上看到罪恶,“无敌国外患者恒亡”的中国古训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至于这种制造敌国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大约那是属于此后历史学家们的事情,与现实政治家们是无关的。

(本文为邓文初副教授谈“中华帝国的对外战略”系列专栏文章,文章版权归属本账号。编辑:一行,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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